中西经文翻译实践上的观念差异
//www.MasterFy.com 2014-01-10 13:52
上海上海宇译翻译有限公司
本文上海西班牙语翻译就佛教经文翻译成中文及圣•杰罗姆(Saint Jerome)把《圣经》由希腊文和希伯来语翻译成拉丁文进一步探讨中西经文翻译实践所反映出的翻译观念上的差异。
首先，翻译的方法，是两者之间的明显区别。当佛教经文最初被译成中文时，几乎没有任何书面的材料作参考，而拿到手的参考资料也是用中亚和印度文字记录的。与梵文写的一样需要翻译。书面材料所用的语言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经文的翻译借助的手段就与中国传统的“口译情景”密不可分，即使是背诵下来的材料也是在口译过程中的“口授”阶段记录下来的。圣•杰罗姆，却正好与中国翻译观念相反，他是从书面的文献着手开始翻译的，并注重对原文的诚实。由于从事翻译的第一步就会树立一个观念，而这两种观念的最大差异就是对直译或是意译的反对与否。从西赛罗的翻译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西方的翻译观念，而且在宗教经典的翻译上更是无止尽的争辩。中国的翻译传统却不受此困扰。最初的佛经译成中文，就渗透着译者的道教思想，这种意译的方式从一开始就被读者所接受和发扬。即使这些翻译一开始就有着与原著明显的不完全性甚至是曲解，但却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最终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经文和佛教文化。这便是中西方翻译观念的一大差异。
另一个大的差异就是中国传统强调现在所称为团队合作。而西方则对此不太赞成。众所周知，早期的佛经翻译成中文，是在三个不同阶段完成的。第一阶段，“口授”，是对经文的口头翻译，只在口译时记录下来。第二阶段，“传言”，是口头的指导、转述和背诵。第三阶段，“笔授”，是用中文撰写下来。一开始，中国的翻译者就不像西方那样是独自完成的。事实上，团队合作后来成为工作习惯，即12个人拿到12个不同的题目，做12种不同的工作，最后整合成工作的全部。
第三是语言和叙述方式上的差异。西方翻译较之中国更像是语言式的译码。如我们所常感叹庞德等大师级的汉学家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学时也常有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的情况发生，而且脱离了一个特定的情景，也极少顾及到特定的读者群。中国的“功能思维”的修辞却强大得多。中国译者确实在翻译时想象着某个读者群，就从修辞上使自己的译文适应那群读者。中国东汉时期译者对佛经的理解就是从道教入手的。魏晋时期对佛经的翻译则加入了玄学成份，这样的翻译观念到了唐宋也是如此。严复也是如此。另外，从早期开始，中国佛经的译者们就学会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的翻译既是凡人所作，必然难以尽善尽美，因此对于翻译在观念上就更自由一些，而在西方翻译实践中难寻类似的心平气和。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些西方译文序言中遵循传统的译文序言模式，语气免不了愧疚万分。大凡是译者其译文的开头便说此译事不可为，然后为不能为之事而深感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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